他認為兩千多年的西方哲學基本上是一團混戰，有很多觀念都沒有弄清楚。
中方亦被指曾經向歐盟施壓，淡化對中國進行（假？）信息宣傳的批評。反之，中國似乎相信時機已到，能在國際輿論上反守為攻。
《環球時報》「引述」意大利專家雷穆齊（Giuseppe Remuzzi），指稱意大利早於中國爆發疫情，也旋即遭到當事人澄清和否認。縱使中國未因肺炎疫情面臨西方制裁或索償，但其治理模式被受廣泛質疑，真假難辨的信息宣傳只會進一步強化對中國的負面觀感。對於疫情引發的國際輿論戰，中方無論攻守皆顯不濟，難道要「佛系」一途才能達到危機控制的效果？ 「口罩外交」為何不湊效？ 中方向各國捐贈防疫物資等公共產品（public goods），嘗試塑造抗疫領導形象及彰顯大國責任、掀起「感謝中國」運動，可惜成效有限，難以抵銷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負面情緒。在疫情輿論戰中，再次凸顯中國國際話語權不足的問題，「中國模式」和「中國製造」也暫難登大雅之堂。觀乎今天的全球政治局勢，俄國相對弱勢，信息戰旨在分化、破壞西方社會穩定，不惜押上自己聲譽與西方國家「攬炒」。
多虧近年俄國淋漓盡致的假信息宣傳，使專門進行事實查證和監察假信息的組織應運而生，例如歐盟的EUvsDisinfo。北京機關算盡，卻算漏了醫療物資質量參差所引起的反效果。如果你想把螢幕錄影變成奧斯卡金像獎般的巨作，或者毫無瑕疵的話，很容易會在上頭耗費許多寶貴時間。
現在有WebEx、GoToMeeting、Join.me等工具，輕輕鬆鬆便能分享畫面，進行各種合作。這些更動建議可能會花很多時間討論——幾小時或幾天。這可以應用在許多場合，呈現最新的銷售數據，或是解釋新的行銷策略時都很好用。幸好要解決這個問題極其簡單。
解決這點沒別的撇步，我們必須做出妥協。我們的辦法是，哥本哈根的員工從當地時間上午十一點工作到下午七點，芝加哥的員工則從上午八點工作至下午五點，這樣彼此之間便會有四小時的重疊時段。
我們將Basecamp與程式碼庫GitHub整合，這樣一來，所有人隨時都能讀取所有的程式碼，包括程式設計師在討論串中提出的更動建議。不過假如你人在芝加哥，工作夥伴卻在哥本哈根，那就有點麻煩了。事實上我們覺得在大部分情況下，這樣做的挑戰性很高。或許因為他們擁有額外的時間陪伴家人，或從事自己感興趣的事，或是他們在三更半夜或清晨的工作效率最高。
一旦你開始遠距工作，如果沒好好建立起工作流程與架構的話，保證有你好受的。畫面分享並不需要網路攝影機，原理比較像是兩人一起坐在同一台電腦螢幕或投影機前。事實上，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當初打造37signals旗下第一個產品Basecamp的原因。大家就都能看到你近期努力的成果了。
「外包」之所以長久以來讓遠距工作蒙上惡名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來回溝通或取得成品的時間，時常會遲上一天。人們常說要齊聚一堂開會才能達到成效，說穿了根本沒什麼：就是眼睛能看到同樣的東西，而且可以互動。
麥金塔電腦本身有內建的螢幕錄影功能，只需要打開QuickTime播放器，選擇開始「新的螢幕錄影」，接著把自己想秀的東西秀在螢幕上，再利用電腦本身的麥克風進行解說，這樣就行了。重點在於協同合作，而不是觀察別人臉上的表情變化（雖然同樣需要約好時間地點）。
文：福萊德（Jason Fried）、漢森（David Heinemeier Hansson） 重疊的工作時間 遠距工作要成功，通常需要跟同事有重疊工作的時間。雖然不甚理想，如果這樣運作獲得的效益夠吸引人，還是有公司願意如此運作（若只為節省人力成本當然不值得這麼搞，要是能因而募得一等一的人才，那就值得了。假如你實在沒辦法克服時差問題——比方說你人在洛杉磯，但你在上海找到一位超級設計師，你就得想辦法在無即時協同合作的情況下工作。幸好，除了朝九晚五，工作與生活的時間分配還有許多可喜的選擇。假如倫敦的派崔克得耗上五小時，等芝加哥的同事上線，才能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，這樣就浪費掉半天的工時了。其實只要讓錄影持續下去，成果絕對夠好了。
簡單來說，螢幕錄影就是錄製下自己螢幕上的畫面，其他人就能像看影片一樣重播。我們之前便討論過，資料與指令無法取得的問題，透過科技幾乎都能解決（其餘就得靠良好的溝通文化了）。
我們大家都有過這種經驗，在電話會議中得花上好幾分鐘解說的事，只消親眼看到一兩秒就懂了。此外，你也會驚訝地發現，許多人偏好非傳統的工作時段。
關鍵在於，你必須讓所有人隨時能存取所有檔案。分享畫面很容易上手，過不了多久你便會覺得開電話會議沒分享畫面簡直毫無意義了。
看到這裡，你若還是不住搖頭，哀嚎自己不懂電腦的話，別擔心，你不必是電腦高手才辦得到，方法其實簡單得很。沒錯，工作拖延是有可能的，不過我們不建議這麼做。說來諷刺，當工作時段只有一半與團隊成員重疊時，你的工作效率或許反而會增加。你不需要把螢幕錄影做得盡善盡美。
根據我們在37signals的經驗，需要有四小時的重疊工作時間，才能避免協同合作延遲，感覺彼此是一個團體。視訊會議的目的是要讓彼此能見到對方的臉
孩子們承受恐懼 「因為總統杜特蒂的決定，警察濫權並毆打有使用毒品嫌疑者，孩子們在承受恐懼。為了自己、為了我的手足，我強迫我自己。
使他們在管制措施上過度執法。Karla的爸爸在2016年12月被槍殺，他說，他們的快樂家庭已經不在，「事發時我在現場，我爸爸中彈時，我目睹我爸爸是怎麼被射殺的。
許多孩子承受著心理壓力，原先的經濟困難更雪上加霜，貧窮和創傷使得他們不再上學或開始工作。另一名受訪者Zeny丈夫的屍體在馬尼拉（ Manila）湯都區（ Tondo）被發現，頭被裹在包裝膠帶裡裡，身上有19處刀傷。」Karla的哥哥不再對任何人笑，也變得易怒、對人喪失信任。此外，在疫情中掃毒戰也持續進行，也因管制措施規範不清，引發警方濫捕等行為的質疑。
「警察暴力事件數量增加跟封城缺乏清楚的守則有關。當中詳細探討了在家長或監護人被殺害後，留下的孩童所面臨的困境。
《美聯社》報導，人權觀察呼籲聯合國最高人權機構—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（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,OHCHR）對掃毒戰發起獨立調查，希望人權理事會將此排進下個月會議的議程。《Rappler》報導，機構間新發傳染病工作隊（Inter-Agency Task Force,IATF）被批評為模糊的、零碎的守則，讓地方政府和警方有空間得以遂行他們的目的。
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（Human Rights Watch）27日發布一篇報告指出，伴隨著街頭上血腥的屍體，長期的掃毒戰讓孩子們在身體、情緒和經濟上都受影響，毀壞了他們曾經的「正常」生活。「父親過世後我必須更努力工作，我成為兄弟姊妹的父親，因為我不想看到他們受苦……所以，我將做任何我能做的。
